Newark,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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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key Point，Chesapeake Bay, MD

让德先生在生命里升起

苟嘉陵

2020.5.03

五四运动发生于1919年的中国，迄今已有一百零一年了。

当时的近因导火线是青年学生不满于北洋政府的无能，使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被列强“转让”给了日本，而完全无视于也同为战胜国中国的存在。当时学生抗议的口号，就是“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但大家都知道这种荒谬的结果其实是缘于中国长期的积弱，也就是弱国无外交。所以五四运动后来发展成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促使著无数知识分子们反思：到底是什么原因，自己的国家会受到列强如此的欺凌？

据我所知，当时不只是胡适与蔡元培是这个新文化运动里的健将，就是被视为左派的陈独秀与李大钊也都是五四里的要角。而当时这个新文化运动主要讨论的话题，就是中国如何可以也有德先生与赛先生。德先生是民主（democracy)，而赛先生就是科学（science)。如今赛先生已经为普遍为中国人接受与认同了，华人也已经在科学的各个领域都有成就与贡献。但德先生呢？就似乎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迟迟没有在中国现身。这恐怕会是今天不少华人心里纳闷的一个门坎！因为已经一个世纪了。华人的民主为什么会这么困难呢？

如果要尝试由佛法的修行角度来看，我就要提出最近的一个体验给大家参考。而这个体验发生在同学间的网路社交群组里。

网路上的社交群组允许一群人自由发言，传递信息。于是大学同学有大学同学的群组，中学与小学同学也都各自有群组。几十年没有见面的同学，现在有机会能在群组里交谈。这原是一件美事。我是最近两年才参加，算是“菜鸟”。但在加入以后竟发现了原先完全没有想到的现象，即同学之间不但会有意见不和，甚至会有粗口对待的霸凌。有的人不见得是用粗口，但言语之间都是“我忍你已经很久了”之类的话。言下之意，就是希望对方“知所进退”———最好是从此封口闭嘴。

若以我粗浅的修行来看，这应该就是德先生为何迄今在中国犹未现身的真正原因了。因为“容忍不同”是一种能力。而不少华人应是欠缺这一种能力。这种欠缺和教育水平与智商无关，但应是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换句话说，我认同当年台大的哲学系教授殷海光先生对“中国人性格”的批评，即他以为中国人在到民主之路上最大的障碍，是存在于华人身上的“威权人格”。而这种人格最大的特点，就是缺乏容忍不同的能力。

不只是上司对下属，父母对儿女会有威权人格。就是朋友与同学之间也一样，都可能存在一种“难容异己”的狭小。人与人之间会有不同意见本属正常，勇于表达自己的不同也很正常。但因意见不同就要别人闭嘴，或最好从此消失，我以为就是华人社会在民主上到今天仍有难度的原因了。因为民主的内涵是能容忍不同。这不只是风度，而是一个人民主涵养的实质内容。

如以“有因有缘世间集”的法则来看，华人会有这种性格上的“特色”，其实并不奇怪。因为我们所了解的“中华文化”自秦汉以来，事实上就曾一直在被蓄意地威权化与伦理化。故华人在性格上会有程度不一的威权倾向，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开了威权的先河。董仲舒在汉武帝时的独尊儒术甚至废黜百家，就更是假圣人之名而行强化统治与威权之实了。而这种畸形的发展到了清末，像李鸿章与左宗棠这些士林仰望的大臣们见了太后，竟都会自然而然地自称为“奴才”。像这些，就都是中国人上千年来所造下的“威权之业”了。而这些业果，是不会因一场革命或运动而改变的。

是因为这些因缘，中国会是世界上相对比较晚方能拥有民主的国家。因华人的到民主之路不只是政治问题，同时也是文化问题———不能容忍异己，而必须定于一尊。但原始的儒家，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孔夫子当年见了学生们，就很轻松地要大家“盍各言尔志？”而大家在发言了以后，也很自在地说“愿闻子之志”。这是一点都没有任何威权的味道在里面的。可见儒家文化发展的末流是一种严重的扭曲，也是文化的变形。而高度威权定于一尊的心态，不只是会构成华人民主的障碍，也会斲伤民族的智慧。绝非民族之幸。

我期盼每一位华人都能经过自身的努力，而让德先生在生命里升起。在要求民主以前，应先学会容忍异己。

谨记于五四运动一百零一年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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