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嘉陵

一位白人女佛友在庄严寺的一席话，让我迄今难忘。她多年来在美国某慈善机构任职，处理各种人间灾难的捐款。根据她的观察，华人虽是收入颇高的族群，但在捐款上和其他族裔比起来，每每是敬陪末座。而她的发言，是在美佛会主办的英文佛法讨论班里。我当时就感觉她是在对中国的大乘佛教作善意的批评，而且是言之有据。这让我联想到无论是太虚大师还是印顺法师，都曾对中国佛教做过类似的批评，即以为中国的佛法虽传承的是大乘，但在基本的修行心态与知见上，几乎已丧失了大乘佛法的心量与内在。今天听到了美国佛友的批评，除了感恩于她的直率，真可说是心有戚戚焉。没错，中国佛教虽传承的是大乘法义，历代也都有大成就的修行人，但在整体上而言，中国佛教目前是无法展现大乘佛法的精神与能量的。若不经历一番彻骨彻髓的猛醒，要期盼中国佛教能引领人类社会走向和平，恐怕犹有一段不会太短的时日！

就拿这位美国佛友的批评来说，问题当然不是中国佛友没有捐献。而是中国佛友的捐献，似乎确是停留在功德思想的模式里。但功德思想是建立在自利思想的基础之上，基本上并不合佛法原始的修行。其中最主要的缺憾，是佛法讲的慈悲并不是一种基于任何原因的计算，而是一个修行人在“身心整合”后的自然流露。而这个自然流露才是大乘佛法真正的力量。因为众生会直接感受到菩萨行者对他们所受苦难真情流露的同情与关爱。因为菩萨对众生的关心并不是“因为什么”，而是菩萨道修行有成的自然表现。一个远离了我法二执的人，会对在灾难中受苦的人“起大悲心”，只是生命的自然。

所以真符合大乘法义的慈善，从来都不会是一种群众运动。因为群众运动大都是跟随某位领袖来完成一个光荣使命或神圣目的。但所谓“波罗蜜多”的大乘佛法修行，是以般若为主心骨而要修行人看清、超越并远离一切的计算与目的，而仍然能对众生给予、付出。也就是慈悲并不是“为了什么”，或是要“达到什么”。当慈悲的修行让人感觉似乎是在透过群体的力量而类似于企业里的“冲业绩”时，其实已经违反了大乘佛法的基本精神。因为大乘佛法的修行讲究“发心”。而当发心不够纯正时，大乘教里有“发心不正，果招迂曲”的教说，即菩萨行者的布施不只是不求回报，也绝不能陷入“我的宗派”，“我的功德”的“名之陷阱”。台湾不少佛教团体动辄以“人间佛教”的正统自居，但大都陷于一种“我是正宗”的“我之城堡”。表面上看是功德巍巍，殊不知这种心态正是我见的延伸，无论如何也发挥不出佛法里解脱与慈悲的精神。这就是我对山头思想最根本的批评，即这不是佛教里枝节末叶的问题，而是牵涉到修行的根本与整体，也就是修行的知见与发心。山头思想与大师崇拜的文化习性不除，佛教团体要能展现出大乘佛法的根本精神，是不可能的。

人间佛教修行的真义，是要修行人把自己修行生命主要的关注由天上转为人间，由来世转为今生。因为无论是天上还是来生，对修行人当下的生命而言都是抽象的。而佛法原本的修行不是抽象的。佛法虽并没有否定来生或天道，但修行的重点从来都不是期盼于来生如何，或今生是否上了“几重天”。当修行人的主要关注是如何经历一个复杂的过程，而“成为”什么，或“达到”什么时，这种修行心态可以说是已然偏离了四谛。这是离开了四谛里讲的“苦”，而在苦之外另立价值。使佛法的修行由原本对生命里苦的观察抽离开来，而走向了抽象的玄学之路。其结果会是理论可以很完美，体系可以很庞大，但因离开了实际的人生，会使整个体系缺乏生命力。这不是否定了所有团体善行的功德，而是功德思想与大师崇拜里都包藏着对“我”的执著。无论是建立了再大的佛寺，募到了再多的善款，乃至会员遍布五大洲，均如是。

正因如此，我以为中国佛教其实最需要重新拾回对四谛的认知，与对觉观修行的认识。如果离开四谛，中国人的“大乘修行”会是离开人生而在脑子里想出来的一套价值体系。这种偏重于天道与福报价值观的佛教无法发挥出佛法本有的力量与精神，更不要说什么大乘法义了。

真体解四谛法义的人，不会在生命之外另立一套价值而成为追逐与寻觅的对象。无论这个价值是打着解脱还是涅槃的名号，都一样。也正因如此，佛法的修行当然应当关心人间事。因为离开人生与人间事而别求涅槃解脱，就会造成因欠缺八正道里的“正见”而一天到晚魂不守舍地热衷于各种“境界”的现象。这是一种行为模式。如套句过去禅宗祖师的说法，这就是“心外求法”。而要如何才能不是“心外求法”呢？答案其实很简，即需要正解与深解四谛。当人能活在真实的世间，而不是活在任何抽象的“概念世界”里，才是佛法的修行。也才是活脱脱而有生命力的人间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