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嘉陵

一位白人女佛友在莊嚴寺的一席話，讓我迄今難忘。她多年來在美國某慈善機構任職，處理各種人間災難的捐款。根據她的觀察，華人雖是收入頗高的族群，但在捐款上和其他族裔比起來，每每是敬陪末座。而她的發言，是在美佛會主辦的英文佛法討論班裡。我當時就感覺她是在對中國的大乘佛教作善意的批評，而且是言之有據。這讓我聯想到無論是太虛大師還是印順法師，都曾對中國佛教做過類似的批評，即以為中國的佛法雖傳承的是大乘，但在基本的修行心態與知見上，幾乎已喪失了大乘佛法的心量與內在。今天聽到了美國佛友的批評，除了感恩於她的直率，真可說是心有戚戚焉。沒錯，中國佛教雖傳承的是大乘法義，歷代也都有大成就的修行人，但在整體上而言，中國佛教目前是無法展現大乘佛法的精神與能量的。若不經歷一番徹骨徹髓的猛醒，要期盼中國佛教能引領人類社會走向和平，恐怕猶有一段不會太短的時日！

就拿這位美國佛友的批評來說，問題當然不是中國佛友沒有捐獻。而是中國佛友的捐獻，似乎確是停留在功德思想的模式裡。但功德思想是建立在自利思想的基礎之上，基本上並不合佛法原始的修行。其中最主要的缺憾，是佛法講的慈悲並不是一種基於任何原因的計算，而是一個修行人在「身心整合」後的自然流露。而這個自然流露才是大乘佛法真正的力量。因為眾生會直接感受到菩薩行者對他們所受苦難真情流露的同情與關愛。因為菩薩對眾生的關心並不是「因為什麼」，而是菩薩道修行有成的自然表現。一個遠離了我法二執的人，會對在災難中受苦的人「起大悲心」，只是生命的自然。

所以真符合大乘法義的慈善，從來都不會是一種群眾運動。因為群眾運動大都是跟隨某位領袖來完成一個光榮使命或神聖目的。但所謂「波羅蜜多」的大乘佛法修行，是以般若為主心骨而要修行人看清、超越並遠離一切的計算與目的，而仍然能對眾生給予、付出。也就是慈悲並不是「為了什麼」，或是要「達到什麼」。當慈悲的修行讓人感覺似乎是在透過群體的力量而類似於企業裡的「衝業績」時，其實已經違反了大乘佛法的基本精神。因為大乘佛法的修行講究「發心」。而當發心不夠純正時，大乘教裡有「發心不正，果招迂曲」的教說，即菩薩行者的佈施不只是不求回報，也絕不能陷入「我的宗派」，「我的功德」的「名之陷阱」。台灣不少佛教團體動輒以「人間佛教」的正統自居，但大都陷於一種「我是正宗」的「我之城堡」。表面上看是功德巍巍，殊不知這種心態正是我見的延伸，無論如何也發揮不出佛法裡解脫與慈悲的精神。這就是我對山頭思想最根本的批評，即這不是佛教裡枝節末葉的問題，而是牽涉到修行的根本與整體，也就是修行的知見與發心。山頭思想與大師崇拜的文化習性不除，佛教團體要能展現出大乘佛法的根本精神，是不可能的。

人間佛教修行的真義，是要修行人把自己修行生命主要的關注由天上轉為人間，由來世轉為今生。因為無論是天上還是來生，對修行人當下的生命而言都是抽象的。而佛法原本的修行不是抽象的。佛法雖並沒有否定來生或天道，但修行的重點從來都不是期盼於來生如何，或今生是否上了「幾重天」。當修行人的主要關注是如何經歷一個複雜的過程，而「成為」什麼，或「達到」什麼時，這種修行心態可以說是已然偏離了四諦。這是離開了四諦裡講的「苦」，而在苦之外另立價值。使佛法的修行由原本對生命裡苦的觀察抽離開來，而走向了抽象的玄學之路。其結果會是理論可以很完美，體系可以很龐大，但因離開了實際的人生，會使整個體系缺乏生命力。這不是否定了所有團體善行的功德，而是功德思想與大師崇拜裡都包藏著對「我」的執著。無論是建立了再大的佛寺，募到了再多的善款，乃至會員遍佈五大洲，均如是。

正因如此，我以為中國佛教其實最需要重新拾回對四諦的認知，與對覺觀修行的認識。如果離開四諦，中國人的「大乘修行」會是離開人生而在腦子裡想出來的一套價值體系。這種偏重於天道與福報價值觀的佛教無法發揮出佛法本有的力量與精神，更不要說什麼大乘法義了。

真體解四諦法義的人，不會在生命之外另立一套價值而成為追逐與尋覓的對象。無論這個價值是打著解脫還是涅槃的名號，都一樣。也正因如此，佛法的修行當然應當關心人間事。因為離開人生與人間事而別求涅槃解脫，就會造成因欠缺八正道裡的「正見」而一天到晚魂不守舍地熱衷於各種「境界」的現象。這是一種行為模式。如套句過去禪宗祖師的說法，這就是「心外求法」。而要如何才能不是「心外求法」呢？答案其實很簡，即需要正解與深解四諦。當人能活在真實的世間，而不是活在任何抽象的「概念世界」裡，才是佛法的修行。也才是活脫脫而有生命力的人間佛教。